付之阙如（金仑效应？）

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付之阙如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4个相关介绍付之阙如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金仑效应？

棘轮效应（Ratcheting effect），又称制轮作用，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尤其是在短期内消费是不可逆的，其习惯效应较大。这种习惯效应，使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己过去的高峰收入。

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收入降低而减少消费，以致产生有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这种特点被称为棘轮效应。

这一效应是经济学家杜森贝提出的。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消费是可逆的，即绝对收入水平变动必然立即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针对这一观点，杜森贝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计划，它还取决于消费习惯。这种消费习惯受许多因素影响，如生理和社会需要、个人的经历、个人经历的后果等。特别是个人在收入最高期所达到的消费标准对消费习惯的形成有很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棘轮效应可以用宋代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句著名的话来概括：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出自他写给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除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他还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司马光秉承清白家风，不喜奢侈浪费，倡导俭朴为美，他写此家书的目的在于告诫儿子不可沾染纨绔之气，保持俭朴清廉的家庭传统。

诚然，棘轮效应是出于人的一种本性，人生而有欲，“饥而欲食，寒而欲暧”，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人有了欲望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满足。

付之阙如什么意思？

1、付之阙如是一个汉语成语，即付诸阙如 ，亦可作暂付阙如。指欠缺本应具有之物，常用此语，语出春秋·孔子门人《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2、（蔡东藩《民国演义·第四十一回》）：“还有一篇告令，说明改正选举法，实为总统绝续时，预防争乱起见，小子也似信非信，只好付诸阙如。”

白居易为什么写《长恨歌》？

以前的作家，大部分对封建社会的制度怀有情绪感，白居易那个时代创作相当艰苦，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都存在着寻私舞敝的现象，写歌、写诗、写小说、写书的都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有一种厌倦，没有办法，只好写歌词找个出囗发泻一下。封建时代的文人都受压迫，他们的优良作品都是到第二个朝代或者第三个朝代才发表出来，在当时根本发表不出来，旧社会你发表文章只有朝廷通過才能排板印刷，印刷出来的书籍，朝廷众文臣看过没有异义才批准按期印刷出版，你看：《西游记》、《聊斋志`异》、水许传他们这些创作者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甚至食不裹腹，写下了这些优秀作品。

《长恨歌》写了李隆基与杨玉环的千古爱情，也抨击了迷恋声色不理朝政的堕落。《长恨歌》写于公元806年，是当时任大唐县尉的白居易，与好友王质夫和陈鸿游马嵬坡旁的仙游寺时的创作。为此，作为当时小说家的陈鸿，还为《长恨歌》写下了《长恨歌传》。

长恨歌有对李杨千古爱情的称颂，也有诗人一生坎坷，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流露和发泄。更有诗人感情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只不过理想与现实差距甚远，最后只落得个，此恨绵绵无绝期。

作为一代圣君，唐玄宗和杨玉环的传奇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印象都来自于白居易的《长恨歌》，这首长诗给我们描绘了唐玄宗和杨玉环至死不休爱情故事，也由于这个故事的发生距离白居易写这首诗歌仅仅五十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唐玄宗和杨玉环这一生的旷世奇恋。

唐肃宗（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大家都知道，杨贵妃的衣冠冢就在那里，他们谈起上皇和贵妃的事情都感叹不已，王质夫是皇亲国戚，认为这样大的事情如果不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慢慢的被人们忘了，他认为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意思是白居易擅长写情诗，你就试着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吧。白居易欣然允诺，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读到的《长恨歌》。他们三人都是当时的大才子，陈鸿也有一篇《长恨歌传》是以小说的形式描写了他们的故事。

白居易的《长恨歌》重点不是评价唐玄宗的是非功过和杨玉环是不是红颜祸国，而是形象的描述了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这样的起点一下拔高了这首诗歌的主题，不落俗套。他经过艺术再加工，创造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他们之间有着真挚的感情，只是受困于一个是帝王身份，一个只是帝王身边的一个女人，宠爱太多有失帝王的责任，太少，感情得不到满足。就算他们有着这样至高无上的身份却一样的不得自由，到最后还要背上祸国，误国的罪名，也是令人唏嘘不已。白居易却用自己的感情和想象丰富了这个故事使这个爱情悲剧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在叙事上采用想象和虚构的手法着重描写了两人生前死后的依依相恋之情，从“三千宠爱在一身”到“宛转娥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这生前的深情延续到死别后，“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入梦来”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上天入地也要重温往日的恩情。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出来的的这一艺术形象早就超越了历史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歌中体现的“长恨”成功的使大家产生了对这一爱情悲剧的认同。

白居易不愧是写情诗的高手，这篇《长恨歌》和《琵琶行》感情浓烈，情景交融，句式骈散结合，音节和谐，是古典诗歌中抒情和叙事相结合的典范。

对盛唐时代的向往。开发的民风、物质的丰富，让人们可以尽情诗歌般的生活，无忧无虑，快意人生。

对杨玉环真容的惊艳。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白居易想一睹美人容颜。千里传颂，万年讴歌，都不如一见。

也许是向“诗仙”李白致敬。同是文人雅士，渴望与李白饮酒作诗，交三两好友知己，畅聊人生志向，抒发心中愤懑之情。

又或许是自己兴起之作。只是当时酒入穿肠，信手拈来，写心中所想，记酒后真言，洋洋洒洒，与众人共享。

感谢邀请！

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有的时候，一副好作品，需要长久的构思，不断反复，勾勾改改，需要很长时间来堆叠！

有的作品，就在那一刹那，一个灵光闪现，美好的文字像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倾泻而下！

所以说，无法揣测出白居易为什么要写长恨歌，说再多，都是凭说猜测，还是更多的欣赏好作品吧！本人也有一些寡众小文，大家有时间可以到我的作品里看看！！也欢迎大家点评我的文章！！！

再次感谢邀请！！！

德国学校是如何教授二战历史的？

众所周知，日本篡改二战侵略史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受到亚太各国一致谴责，而日本文部省所做的诸如“编纂教科书是学术行为，取舍教科书是学校自由”等推诿理由被嗤之以鼻——谁都知道，中学历史教科书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对青少年历史观、国家观培养的大方向，是国家文化战略层面的大是大非问题。

二战的历史究竟如何呈现在德国当代历史教科书中呢？

这引起一些历史研究者的兴趣，但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不多。这主要是由于德国实行联邦体制，历史教学大纲与教科书均由各州自行决定和编写，可供研究的文本太多。然而，各州历史教科书也保留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尤其在二战历史叙述方面似乎有着惊人的共识。

历史教科书中二战历史叙述的演进与分歧

在联邦德国，二战历史叙述大致经历过三次重大变化。

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二战历史叙述颇为模糊，目的在于减轻民众的罪责感。

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二战历史叙述再次得到重视，但仅仅被视作政治任务而缺乏明晰的历史教育目标。

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二战历史叙述变得更具批判性。在该时期，历史教科书已经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二战，并清楚地描述了屠犹惨象。

相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民主德国的历史教科书修订少、版本不多而且在二战历史叙述中保持了明显的延续性。在其历史观中，民主德国的合法性源自于纳粹时期的抵抗运动与苏联红军的解放行为，因而关于二战历史的回忆属于胜利者的叙事。

两德统一后，历史教科书在面临重新整合时也获得了进一步修正与反思的契机。

关于二战前因后果的叙述

在对二战爆发原因的分析中，新历史教科书着力突出三个要素。

第一，希特勒个人的责任不可推卸。

第二，希特勒的外交扩张政策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第三，欧洲大国的绥靖政策也是不可回避的因素。

在关于二战后果的叙述中，新教科书的最大变化在于强化了德国难民与被驱逐者的内容。只不过方式各有不同。

第一种是多呈现事实、少作评述，如《概览》和《年份》。

第二种做法类似于第一种，但在附录中负面评价的色彩更为浓烈，如奥登伯格教科书第13册的做法。

第三种做法最为普遍，即直截了当地讨论那些难民和被驱逐者的合法权益问题，如奥登伯格教科书第10册和《回忆与评价》的做法。

关于犹太大屠杀的叙述

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两大特点。

首先，更为细节化地叙述犹太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并且把犹太大屠杀放在一个更大的罪行背景中进行分析。

其次，增加正面形象的塑造，以减轻屠犹给学生们带来的负面冲击。

当代德国政治文化变迁视野下的历史教科书

在承认集体罪责的前提下，出现了以下四种变化。

首先，罪责的分层化。

其次，罪责的消融化。

再次，罪责的当下化。

最后，罪责的立体化。

根据实证性的调査，二战后德国民众对于过去年代的怀念之情被慢慢削弱了，民主制度获得了普遍且更为坚定的支持。同样，在经验性的比较研究中，人们普遍赞同德国对于二战的认罪态度远远好于日本。就本文所关注的对象而言，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叙述的确符合德国政治文化变迁的上述趋势，从而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二战回忆文化的一扇小窗。

正如德国政治文化变迁带有强烈“融人西方”的政治导向那样，历史教科书的叙事模式也有着明显的政治教育色彩。

一方面，当代历史教科书对于“奥斯维辛”所进行的符号化渲染，凸显它的屠犹色彩而忽略其他受害者群体（例如苏共游击战士等），无疑是违背历史真实、且拥有过多政治负担的结果。这表明，德国的二战回忆还未形成所谓“特定的历史距离”，以致“跟民族的过去彻底和解”的希望依然十分遥远。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对于二战的反思并没有延伸到德国历史上的所有战争行为。正因为如此，有关殖民战争（如参加八国联军侵华）的描述依然带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优越感，对于相关国家的歉意也付之阙如，而对于冷战期间的各种战争却继续遵循着极为明显的冷战思维。很显然，教科书的编写者并不认为德国需要为这些战争承担责任。这是未来德国历史教科书改革中值得深思的地方。进一步而言，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二战叙述还明显体现了欧洲中心论的逻辑，未能以全球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等国家在二战中所受到的损害及其贡献。

当然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历史教科书反过来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德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呢？

在二战前，所谓“课堂的权力”是不可动摇的，教科书成为“特定时期历史画面或时代精神”的主要塑造者。二战后，历史教科书仍然是一段时间内德国历史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有益于年轻一代形成健康的历史意识，从而巩固德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德国赢得了国际美誉。不过随着历史教育手段的多样化，再加上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原则逐渐从“被动学习”转变为“探索发现”，历史教科书的直接影响力不可避免地下降了许多。正因为如此，对于历史教科书在二战后德国公民社会成长中的作用，仍然需要学界投入更多的关注和实证性研究。

到此，以上就是小编对于付之阙如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付之阙如的4点解答对大家有用。